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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蔚雪
高中毕业后，我只身一人拖着两箱行李、辗转14个小时的飞机，去到一个冬天长达半年的国家——瑞典。我读的专业名叫发展学，英文授课，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角度研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涉及不少十九、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趁年轻，用双脚丈量世界，塑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学更多的社科现象和分析视角，为今后我所期待踏入的新闻行业作准备。
在高中同班同学里，连我在内只有两个人选择本科期间去海外读社科专业。那一年，我入读的瑞典学校的社会科学院（连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内）只有六个中国新生，远不及隔壁的工程学院和金融学院。但无知者无畏，我如同一个机器被恢复到了出厂设置，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清空和重建。
三年后拿到“社会科学”学士学位，我选择立刻回国。第一份正式工作，我进入了一家专门引进国外社科类读物的出版机构，担任宣传编辑。一方面是为了延续学生时代“阅读思考”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好奇：大学所学的“洋知识”会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下“生根发芽”？托克维尔、康德、乔姆斯基、泰勒……出版物的作者如雷贯耳，但是，在进行图书宣传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此类机构所面临的两重困境。一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在当下的中国缺乏诠释力。二是在“信息资本主义”的浪潮下，缺乏资金和制度支持的传统出版方很难单靠“优质的内容”获取新的读者。一篇论证严谨的书摘推送至多只能达到左右的阅读量，远不及一篇追赶热点的煽情软文。相比其他行业，出版行业的薪资也乏善可陈。
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媒体人，我常常在追求公共性的过程中陷入疲惫和无力。然而回想本科在瑞典念书期间，我更像“掉入仙境里的爱丽丝”，在一个个问题背后所交织着的经济、政治、历史和社会知识之网中遨游。谈不上绝对的心无旁骛，但起码是纯粹的、享受的。
由于念的是交叉学科，大学时的我有机会浸到各个社会科学专业里“泡了泡”。社会学课上，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劳工为二战后的德国经济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成为永久移民，却直到21世纪初期才争取到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经济历史课上，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榨取资源，留下残缺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为非洲在全球化时代的贫穷与落后埋下伏笔；政治学课上，由于劳动力短缺，瑞典在七十年代开放育儿福利，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从那以后，北欧成为性别平等的样板……
不少课程还涉及经典理论，它们像是一把把利剑，直直地切入一个个生活问题的本质。福柯提出的“知识赋权”让我重新审视了高中的应试教育：老师因为掌握着知识，所以站在绝对的高位。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则提醒着我：不要将一切熟悉的事物视作理所当然，也许它们只是某一社会文化下的阴影。韦伯的“理性牢笼”让我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在日趋专业化的分工中，人们似乎忘掉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在学校图书馆自习（图源于作者）
不得不承认，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全胜时代的90后如果不是享受到了父辈们的经济成果，出国留学并不会如现在这般常见。但回国后，“社科新海归”们发现在竞争激烈、不断内卷的社会环境下，留给自己试错和思考的空间并不多。一方面，“社科新海归”要处理所学理论的“应然”和中国社会的“实然”之差所带来的失落；另一方面，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他们要获取“独立”所需的生存资源。在各类矛盾冲突当中，他们将如何自处，如何选择？而这一群体的处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全球化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
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两大问题，我采访了三位本科期间分别在美国、英国、荷兰就读社科专业的朋友：赵媛、秦东和谭琳（均为化名）。他们分别学习政治学、政治经济哲学，和心理学。赵媛通过在世界不同地方的短暂实践，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产生了兴趣，现在供职于国内的一家国际发展机构。秦东则因为疫情推迟了去美国读研究生的计划，他曾经的公益理想也受到了现实的鞭打，现在在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实习。谭琳曾是一名社会记者，却因为无法在采访报道和内容创作中找到想要的价值，而选择退出新闻行业。
回来：
全球化之下的身份流动
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曾说，在全球化时代，过去那些围绕着性别、国族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开始崩塌。社会性流动和不安全感逐渐环绕在一个人的身份周围——或者说，流动性和不安全性本就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而在全球化时代，它们变得愈发明显了。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新海归们的身份流动首当其冲。
在年美国大选期间，赵媛花了大量时间了解美国的政治历史：刷大选新闻、读相关书籍、听智库讲座、和美国同学交流，她还作为临时记者跑到华盛顿去采访。在这个过程中，她切身感受到了美国式的民主：原来政治可以被谈论、被攻击、被修正。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可以成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和我类似，她也希望自己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在理解的基础上不断质疑。移民、性别、教育、种族都成了她关心的议题。大四寒假，她在泰国的乡村参加了一个青年交流项目，和来自尼泊尔、韩国等国家的大学生组成调研团队。团队以性别平等为重点，对不同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深入采访。在这个过程中，她先入为主的观点被一个个修正。“世界好大，而自己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最后，团队制作了一个